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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窺重慶市紡織業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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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21-5-14 11:22:34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管窺重慶市紡織業的式微

      作者:華岳田

      抗戰時期,重慶市的紡織行業為民族立下大功,解放后全部國有化,如今重慶的紡織國企都破產了。曾經那樣輝煌那么光榮的一個企業群的倒掉值得當代人深入研究,厘清責任,還公眾一個真相,告慰先民。本文所有材料來自對三親人員的訪談與文獻資料,人物姓名與專有名詞是那個讀音,字可能有錯誤。

      一、榮光

      工業革命始于紡織業,衣食住行,穿暖是剛需,近代中國工業化浪潮中冶金業與紡織業最先崛起?箲饡r期,民國四大紗廠——豫豐紗廠、漢口申新四廠、裕華紗廠和沙市紗廠全部遷入重慶,另有軍政部紡織廠等大小紡織企業匯集于此,重慶成為中國最大的紡織基地。

      戰亂中,順著長江西來的內遷機構大多選擇水流較緩可以停船、岸邊地勢平坦的江灣安身,重慶人稱之為沱,長江邊的李家沱、竅角沱機構林立,重慶的紡織企業主要集中在沙坪壩區的土灣與南岸區的竅角沱。

      土灣毗鄰紅巖村,前面是嘉陵江,有水運碼頭,后面是重慶市區早期的主干道,蔣介石到白市驛機場前往臺灣走的就是g這條路。土灣深處屏鼎山與嘉陵江的懷抱,終年云霧彌漫,隱蔽性極佳,是建立國防廠的理想地址。

      1918年,豫豐紗廠由著名實業家穆藕初創立于河南鄭州。1934年,豫豐紗廠抵押給中國銀行成為國企。1938年2月,豫豐紗廠奉國民政g府令遷往重慶。1939年1月,紗廠復工,擁有紗機51000錠,每天雇傭七千工人。1951年,人民政府在鄭州市管城區布廠街附近的豫豐紗廠舊址上組建了國棉二廠,后改名鄭州第二棉紡織廠。解放初期,豫豐紗廠與其他幾個廠合并為西南610紡織染廠,豫豐紗廠職工家屬區豫豐里改名g為新生村。豫豐紗廠是重棉一廠的前身。

      泰安紗廠建立于1923年的漢口,原為日資企業,后被中資收購,1938年遷至重慶,改組為國民黨軍政部第一棉紡廠。一位老工人的后代自豪地說,二廠是她爺爺一步步抬到重慶來的?箲饎倮,國民黨成立了聯合j勤務總司令部重慶被服總廠。1946年1月,國民黨將重慶南岸的軍紡二廠并入國民黨軍政部第一棉紡廠,隸屬聯勤總部重慶被服總廠。1948年初,聯勤總部重慶被服總廠紡織廠被申新紡織公司收購,先后改名為渝新紗廠與渝新紡織廠。1950-1954年u,萬縣的萬成紗廠、六一二紡織印染廠以及南岸的申新紗廠先后并入了渝新紡織廠。1957年,渝新紡織廠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并入610紡織染廠,編制為南紡工場和南織工f場。渝新紡織廠是重棉二廠的前身。

      由豫豐紗廠、申新紗廠(漢口申新四廠)、泰安紗廠等著名企業的主力構成的610廠生產實力當時位居全中國第一。1964年8月1日,610廠分立為重棉一廠,重棉二廠,重慶紡織印染廠。

      竅角沱一帶瀕臨長江,山脈環繞的江灣,是溯長江而上的內遷大軍首選的安身之地,猛然間繁華起來。

      1922年,清末民初商界巨子徐榮廷與張松樵、蘇汰馀、黃師讓等在武昌興建裕華紗廠,裕華、大興與大華紗廠同屬“裕大華”紡織工業系統。1937年,裕華董事會在重慶長江南岸的彈子石竅角沱籌建重慶裕華紗廠,最先開工的是大仙廟的供水塔。1938年底,武漢裕華總公司關閉了它在上海、香港、臺灣的工廠,帶著員工與機器前往重慶南岸竅角沱重整旗鼓,1940年全面復產,重慶裕華紗廠主要為國民政府軍政部被服廠供貨。重慶裕華紗廠是重棉三廠的前身。

      1938年4月,迫于時局,榮家籌劃遷廠入川,榮德生的大女婿李國偉選定竅角沱旁邊幾百米處的貓背沱為新廠址。6月,漢口申新四廠開始遷往重慶,初名慶新紡織廠。1939年1月12日,新廠開工,利潤豐厚,1942年擴建第二工場,產能全部釋放,重新定名為申新第四紡織公司重慶分廠,“四平蓮”牌棉紗享譽全國,彈子石慶新二村便是申新第四紡織廠工人宿舍區。重慶申新紗廠(漢口申新四廠)后并入土灣的渝新紡織廠。

      抗戰時,重慶工業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日寇連續5年的狂轟濫炸,裕華紗廠的管理者早早就建好了三座相互聯通的巨大防空洞,發電機和核心設g備被安放在防空洞中,防空警報一響,工人就避入防空洞,創造了零傷亡的奇跡,即使廠房被炸,裕華紗廠也能很快復產。工人們編出打油詩:“不怕你龜兒子轟,不怕你龜兒子炸,老子們有堅強的防空洞!不怕你龜兒子兇,不怕你龜兒子惡,老子們總要大反攻!”

      土灣地區的紡織廠就沒這么幸運了,在轟炸中損失極大。土灣的地理環境本來有利于防空,紡織廠、化工廠、鋼廠等企業都往那里搬,哪知道國民政府將國際廣播電臺設在了此地,原址現為重慶市房管局檔案館,國際廣播電臺通過無線電波鼓舞亞洲人民抗擊日軍,與“東京玫瑰”唱對臺戲,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恨得牙癢,罵g作“重慶之蛙”,派出航空隊跟著電波找到土灣,輪番轟炸,必欲除之而后快,土灣地區的企業遭受池魚之災。豫豐紗廠的損失尤為嚴重,為保證生產,1940年9月,豫豐紗廠在合川東津沱新建了豫豐和記紗廠合川支廠,將當時世界最先進的英制紡織機器搬過去保護起來,1941年5月,新廠投產,商品的注冊商標為“紅飛艇”。解放后,合川豫豐和記紗廠成為國企,先后更名為六一紗廠、重棉四廠。

      1930年,愛國事業家盧作孚興辦了重慶市第一家近代紡織企業——民生公司北碚三峽染織廠。1938年,常州大成紡織公司武昌四廠、漢口隆昌染廠遷渝的布機230臺、染色設備1套與之合營,更名為大明染織公g司,是四川印染工業中第一家具有比較完整技術裝備的動力機器染廠。1945年,大明染織公司更名為大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染織廠,即重棉五廠(燈芯絨廠)的前身。

      1928年,商人李玉山在上海發起成立沙市紡織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沙市紗廠動工興建,1931年春建成,注冊的棉紗商標為“荊州牌”。1934年,李玉山投機黃金生意失敗,虧損了紗廠10萬余元資金。1934年10月14日,公司董事會解除李玉山總經理職務,肖松立接任。股東尤菊蓀送給青幫大亨杜月笙一些股份使其成為股東,董事會請杜月笙但任公司董事長,杜月笙出面邀集江浙財團金融資本參股,化解了這場危機。1940年,沙市紗廠遷到重慶市李家沱馬王坪。沙市紗廠集中各方優秀資源,產品的質量和產量在同行j中名列前茅,沙市紗廠《董監會議事錄》中記載:“本廠出數、品質均較后方各廠為優,譽為第一!倍麻L杜月笙交游廣泛,軍政要員與同行紛紛前來取經,國民政府經濟u部部長翁文灝和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來廠視察后,評價其為“遷川工廠的典型”,重慶的沙市紗廠是重棉六廠的f前身。

      最后遷渝的是湖南第三紡織廠,1945年投產,定名為湖南省第三紡織廠長壽分廠,次年更名為裕湘紗廠,這就是重棉七廠的前身。

      那時的中國貧弱不堪,農業打工業,抗戰進行得十分艱難,全靠國人的心氣撐著。重慶市的紡織工人每天兩班倒,每班工作12小時,按規定每周休息一天,任務緊時大家無暇休息,一直干到大年三十。重慶紡織界的元老們身先垂范,戰斗在后方的前線,裕華紗廠的王子江廠長每天三次巡廠,事必躬親。西北聯大、西南聯大的畢業生奔赴各紡織廠,與前輩們共撐危局,吃住在廠里,頂著轟炸堅持生產,涌現了以杜工、殷工、羅工為代表的新生代紡織技術骨干。國難當頭,前方苦戰,后方苦干,解抗戰軍民凍餒之患是他們奮斗的意義。紗廠職工在當時是高收入人群,能進紗廠工作是很體面的事,彈子石民謠唱道:“你在哪里?我不跟你說!楊家灣、竅角沱、裕華紗廠求生活!奔啅S職工的樂觀自得情愫顯露無遺。

      據中國棉紡總公司公布的《大后方紗廠一覽表》統計,截止1945年1月1日,西南三省機器棉紡織業的紗錠設備數205170枚、開工錠子數167158枚、棉紗月產量數合計9032件,內遷重慶的四大紗廠分別占62.1%、64.3%、65.5%,1942-1945年,重慶四大紗廠共出產棉紗186111件,加上遷川初期的產量,抗戰時期共出棉紗估計在250000件左右。專家測算,一件棉紗可織寬32英寸長40碼原白布46.5匹,250000件棉紗能織布11625000匹(長46500萬碼,約合413338290平方碼)。按抗戰前人均10平方碼的消費水平,可以解決4000多萬人的衣被問題。重慶以四大紗廠為首的紡織業為保證軍需,穩定社會秩序,取得抗戰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

      抗戰時期的紡織企業內遷造就了重慶紡織業在中國舉足輕重的地位,棉紡、毛紡、麻紡、絲紡、針織、色織、化纖、印染、服裝、鞋帽、紡機,與紡織相關的企業門類齊全,大量優秀的紡織技術人員齊聚重慶,紡織工業成為了重慶的支柱產業。即使抗戰勝利后部分企業回遷,重慶的紡織業產能仍然曾經占到全國的30%。經過杰放后的不斷整合,形成了以沙坪壩區土灣的重棉一廠、重棉二廠、印染廠、南岸區竅角沱的重棉三廠、合川東津沱的重棉四廠、北碚的重棉五廠(燈芯絨廠)、李家沱的重棉六廠、長壽的重棉七廠、李家沱的重慶毛紡廠、南岸區的重慶麻紡總廠、沙坪壩區磁器口的絲紡廠、沙坪壩區的重慶針織總廠、南岸區的紡機廠等大中型紡織國企為主體的企業群,盛極一時。

      改革開放后,國企存在的問題大家有目共睹,作為中央的試驗田,1992年11月3日啟動的重慶針織總廠破產揭開了國企改革的新篇章,破產不再與國企無關,1986年8月3日的沈陽防爆器材廠破產不過是做做樣子。此后,重慶的國營紡織企業相繼破產,僅剩下一些實力薄弱的民營紡織企業在偏遠小鎮堅持。

      二、挽留

      2008年5月13日,重棉一廠部份退休工人阻止沙坪壩區廣華物資回收公司運走重棉一廠的機器,與對方組織的幾十個壯漢發生沖突,幾名工人被打傷。網絡上的《重棉一廠5.13事件真相》一文記載,老工人們痛心于“幾十年血和汗建的廠被清算組賤賣,價值連城的機器被人用低于廢鐵的價格買下來”,認為國資委輕紡控股集團的領導賣機器的手法全是暗箱操作,為了保護國有資產,老工人們從5月4日起自發地組織起來護廠,堅持了10天,護廠工人們將情況通知了國資委、輕紡控股集團、市人大、土灣街道、工人代表、清算組,卻無一人到現場給工人們一個解釋,最終釀成血案。

      沖突中,83歲的老工人尹光碧被打倒,79歲的老工人匡文秀胸部軟組織挫傷,70多歲的老工人文忠碧右腳骨折,87歲的老工人方光珍右手骨折,文中稱“因無錢住院,現在家療傷”,其它輕傷人員還有若干,她們中有抗戰時期進廠的老工人。工人孫寧路過時用數碼相機拍照,壯漢們打得他肋骨骨折,佳能數碼相機被搶奪。中午12點,老工人方光珍的外孫系武警,聽說外婆被打,到廠里查看,也被毒打。12點半,對方再次出手,54歲的女同志唐武被打斷兩匹肋骨,她有心臟病,當場暈倒。重棉一廠職工徐軍身上多處軟組織挫傷,工人李憲庚,左手擦傷。15時,又有多名工人被打傷,其中彭天惠多處軟組織受傷,因無錢未治療……文中稱,“許多工人都哭了,向110求救,可110一聽重棉一廠馬上掛斷。試問百性的生命不值錢嗎?”如果文中所述屬實,涉事警察已經涉嫌瀆職罪,無論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及時出警是他們的職責。工人們阻止機器被運走不能被定義為護廠,而是確鑿無疑的違法行為,可視為老工人對過往人生的一次挽留。那時土灣的紡織廠職工大多已經隨著拆遷分散各處,混社會的職工子女跑路的跑路,坐牢的坐牢,剩下些老年人在老廠區撫今追昔。

      企業破產必然有苗頭與征兆,既然工人們愛廠如家,又那么勇敢,為什么不早有所作為?重棉一廠為何會破產呢?不僅是重棉一廠垮了,整個重慶市的紡織國企都垮了。

      三、民風

      與私企不同,不能將國營企業經營不善的責任只歸因于某一個企業負責人,身為國企主人翁的普通職工也必須承擔相應責任,他們同樣能對企業的經營施加影響力,為此我們先要了解重慶市紡織企業及職工聚居區的民風,那個年代的國企職工家屬區就在企業旁邊。

      重慶是山區,同時是水陸大碼頭,山民的堅韌上進與碼頭游民的奸詐虛偽構成了重慶人性格的主旋律。

      紡織企業的特點是女職工多,三個女人一臺戲,紡織企業內部關系的復雜是必然的。民國時期,一個紗廠女工的收入可以支付三口之家的開銷,國民黨的軍警憲特都想與紡織廠沾邊,好比如今很多人都想找個在陸家嘴金融企業上班的配偶或者將親朋好友安插到員工收入高的企業?箲饡r期的土灣、竅角沱、李家沱繁華一時,解放后留下來的三教九流數量眾多。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將陪都的從良妓女安置在610廠,讓她們重獲新生,她們是舊社會的受害者,同時也將勾欄瓦肆的習氣帶到了土灣。一些舊政府的軍政人員也被安置在紡織廠,楊森的第十房妾室鄭某如就在重棉三廠退休。直到1990年代初期美國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中國紡織行業的利潤一直極高,職工待遇極好,紡織廠職工是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與大學教師中意的擇偶對像,只要有點能量的人都想方設法進入紡織廠,關系戶一多,內部環境就更復雜了。以后又遷去了三線建設內遷人員,改革后大量涌入各地農民工,紡織廠最為集中的土灣基本就是重慶市人口構成的微縮版。以上各種因素造成紡織廠及其家屬區社情復雜。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紡織廠的民風可想而知?偟膩碚f,紡織廠民風彪悍,土灣的紡織廠職工聰明,爭強好勝,歷來是讓警察頭痛的地方,警察抓人時,嫌疑人在前面跑,警察在后面追,周圍的人喊加油。竅角沱的重棉三廠職工民風相對淳樸,但也不是好相與的,一個從學校分配去的技術人員因為工作上的問題與工人起了沖突,手被砍殘,那個工人是廠里的子弟,一批批的人前去調解,最后雙方達成和解。合川東津沱重棉四廠的人雖然對企業感情深,同樣有國企職工的通病,一言難盡。重棉六廠的情況很復雜,廠黨委書記得罪了人,晚上下班被人打了悶棍,市公安局出動都沒能破案。其他紡織企業的人相對周邊地區要厲害一些。紡織廠破產拆遷后,居民分散各處,原廠區所在地的警察才松了口氣。有的職工子女對于將各個廠推向困境的權力斗爭津津樂道,對勝出者表示佩服,他們沒意識到,那些內斗是企業破產的重要原因,他們的父母因此下崗,一段時間內淪為“二等公民”。

      以下列舉一些人與事,供大家了解重慶紡織廠的民風,肯定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也確實能夠代表很多人,有興趣的可以去調查。

      文革前,重棉二廠清花車間有一位車間主任叫張體輝,見一個姓藍的工人家里生活困難,主動給他申請了每月五塊錢的生活補助。在當時,五元錢是一筆不小的金額,那個年代的國營大廠的工資水平是學徒工每個月18塊五,熟練工每個月30元。文革中,姓藍的那個工人站出來檢舉,說張主任用生活補助拉攏他,從此他有了藍鴨兒這個綽號。重慶人罵哪個是鴨兒意指此人不耿直,做人不講究,忘恩負義,鴨兒即那話兒。文革后,藍鴨兒家生活依舊困難,沒人敢幫他了,大家公認,姓藍的又出了一個壞人。工人階級中也有流氓。

      隨著時間的推移,紡織廠里用財政資金養的半閑人、閑人越來越多,人閑是非多,最方便最省錢的打發時間方式就是聊天,紡織廠社情復雜,人心不古,久而久之演變為搬弄是非與造謠傳謠,成為傳統技能,重慶紡織業的垮掉與職工及其家屬的長舌屬性具有較強的正相關。

      背后說人壞話成為紡織廠部分職工及其子女的防身技能,推崇這項技能的從白發老人到青年男女都有,總有腦子不夠用的要相信他們。為了更好地發揮某些人的祖母當年靠著電線桿練就的特殊技能,一些人結成了“造謠生事互助組”。舉個不少人經歷過的事,某位紡織廠職工要將自己在外蕩了多年的女兒介紹給一個小伙子,聲稱自己的女兒26歲了還沒談過戀愛,經過調查,對方拒絕了。這位老職工串通其他老年人,在外面看到這個小伙子與哪個女的多說兩句話,等小伙子走了,悄悄上前向那女的搬弄是非,企圖壞人好事。有的女子頭腦清醒,知道現在的老年人里面壞人多,防火防盜防老年人,對他們的話不相信。有些女的還真就中招了,等她們后悔時,找那些老年人質問,老壞蛋們說,我也是聽人家說的,我是為你好,哪知道他是這樣的人,我對不起你,向你道歉,一副煨不耙煮不爛的無賴樣,事主只好自認倒霉。我聽了,為那小伙子慶幸,頭腦如此不靈光的女人真要娶回去,以后的日子怎么過。

      其實,只要稍有頭腦就知道,當今社會,兄弟間還相互拆臺,唯恐對方比自己過得好,何況陌生人,他們真會善意地提醒你?真當自己是天選之子人見人愛花見花開了?用反向思維想一想,他只是與那女的多說了兩句,就有人來說他壞話,說明此人相當不錯,庸人才不招人忌恨,說不定那些老頭老太婆正想把自己的女兒或者侄女推介給他呢!也確實有人直接說,他有女朋友了或者他結婚了,更有的說,有人在等他,你不要摻和,等等。做這種事的各年齡段的男女都有,一個竹竿般瘦長、眼睛像牛卵子一樣鼓起、面相兇惡的老男人就好此道,我親眼所見。近年來搬弄是非的人群呈現年輕化的趨勢,嚼舌技能在傳承。外地人以為重慶人耿直,最容易上當。有些重慶本地進城農民倒還清醒,碰到這種事,笑問對方是你女兒還是你看上他了,這招我們都不用了。在訪談過程中,對方給我指了一個鼻子較高的矮瘦短發老太婆,說她就是妓女后代,她媽將沒治好的梅毒傳染給嬰兒期的她,政府出錢給她治的,她同樣喜歡背后說人壞話,我看著她往重棉一廠臨街大門往坡下不遠處左邊的高梯坎走下去了,據說那里的老太婆口活甚是了得。

      人的上進心異化就演變為虛榮心與嫉妒心,紡織廠有的職工喜歡攀比,什么都要比,比不過就要破壞,助推了重慶紡織國企的權力斗爭。女人們的嫉妒心一起,塑料姐妹花本質馬上露出獠牙。1980年代,重棉一廠職工子弟楚某輝考上了人民大學,在大學擴招前,是很了不起的事。畢業后,楚某輝在重慶市外貿系統工作,深受器重。他老婆賢惠,是他大學同學,在政府機關上班,周末到婆家做清潔,兩人育有一子。他媽李某碧非常自豪,她本就是話多的人,典型的紡織廠女工,常在她那些老閨蜜面前夸耀,引起一些人的嫉妒。恰逢紡織企業下崗潮,不少人繞個大彎通過李某碧讓楚某輝幫忙找工作。楚某輝聰明,知道這些人是什么貨色,一概拒絕,得罪了不少人。隨著職務的升遷,楚某輝犯了男人都會犯的錯誤,時間一長,此事大家都知道了,只瞞著楚某輝的妻子。一個對楚某輝懷恨在心的老年人悄悄將此事告訴了楚某輝的妻子,她氣急之下,向有關部門檢舉了楚某輝的經濟問題,并上交贓款,楚某輝獲刑18年,兩人離婚,她雖然隱匿贓款,因檢舉有功,免于刑責,辭職出國,兒子扔給楚某輝父母養,一個美滿的家庭就這樣散場。此事是楚某輝的前妻說出來的,她始終不說那位老年人的姓名,可能她以為人家在幫她。楚某輝如果不出事,現在重慶市外貿系統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他,非?上,這里隱去他的全名。我在采訪中得知,有的紡織廠職工及其家屬在貶低他人時,都要加一句,這是和他家關系很好的孃孃(阿姨)說的,我相信這位孃孃(阿姨)確實說過這些話,有的人就是這樣,別人家的子女有一點比自己的好,他們都會恨得牙癢癢,想方設法地貶低他人。

      紡織廠很多職工有笑人窮恨人富的心態。當三觀不正的人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趕上對方,羨慕轉為嫉妒繼而產生恨意,挖空心思毀掉對方,楚某輝只是其中一個受害者。凡是在外面歷練過的都知道一個常識,不要問對方的年齡和職業,更別說收入,紡織廠很多人見面最喜歡問人家在做什么工作,別以為他們是在關心人,紡織廠破產后,職工四散求生,如果遇到比自己過得差的,可以給自己一個安慰,如果知道比自己過得好的,可以向他求助,看能不能給自己找條新出路,如果對方不肯幫忙,他們就要想辦法搞破壞,爭強好勝賦予了他們與眾不同的心態。有的人沒多少能力,成不了什么事,妄圖以口舌之利扳回些局面,特別是針對那些不愿幫他們忙的人,他們偏執地認為,只要堅持說人壞話,總會有效果。他們的思維很奇怪,既然對方能幫他們,說明實力不比他們弱,他們攻擊對方,不是給自己找麻煩?他們以為暗中說人壞話就能保自己平安,世上哪有不透風的墻。說人壞話、搬弄是非的效果越來越差,大家慢慢看清了這些人的真實面目。

      2014年夏天,從上海到重慶的列車上,一位重慶籍的銷售人員在與人談自己的工作,說每天公司補貼300元錢,在當時并不算多,一個五十多的老太婆卻表示不相信,問清對方的公司后,說自己的兒子在國外留學,學的藝術專業,回到國內,到處都有人請他去組織藝術品展覽會,一場下來就能收入幾十萬。那位銷售人員不想與她一般見識,出門在外少生事,沒理她。旁邊的幾個年青人不樂意了,紛紛出言譏諷那個老太婆,大家都是坐硬臥的,說這些話有什么意思,你兒子掙那么多錢,你應該坐飛機或者高鐵,別以為我們不知道藝術市場的行情。那位銷售人員問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說是漢中的,馬上有人說,你剛才還說你是重慶紡織廠的。我在旁邊看了全過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如此無聊的老年人。

      愛裝大是很多人的通病,有的人下海經商,掙了幾個小錢,經常對人說,你要創業,我一定提供支持,對方知道他的實力,真沒那心思,架不住他年年說,都是當著其他人的面,踩著他裝大,對方忍無可忍,順勢向小老板提出幫助自己創業的要求,這位小老板馬上露出原形,什么也幫不了,不過,那人以后再也不說那些話了,清凈了很多。這就是重慶人的上進心導致的虛榮心。

      紡織廠職工中愛占便宜的眾多。解放前的紡織工人出廠門要經過搜身,解放后取消了,說是為了保護工人的人格尊嚴。幾十年下來,工人偷拿廠里的東西回家用成了習慣,紡織廠最多的就是坯布即包子布,很多職工家門后都掛得有,用來擦桌子,還有的用來制作鋪蓋。至于搬手、起子、釘錘等工具,家里要用,就拿回去了,有的就不還了,你一提醒,他又還回去了,不說,就一直放在他家里,很難界定是不是偷。

      最早破產的重慶針織總廠就是被偷垮的,權力大的偷機器配件,回去組裝起來自己開廠,缺什么就從廠里拿,權力小的偷產品,有的工人出門時被查獲,身上居然穿了七八條內褲,還有五六件背心,腰細的往腰上纏,出門有人打趣她怎么胖了,她面不改色地回答懷上了。至于給醫生好處虛開病假條,經常性地遲到曠工,那都不是事兒。

      很多以下崗工人身份博人同情的紡織廠職工,面對他們是否占了廠里便宜的提問時,他們大都不回避,振振有詞地說,當官的大撈,我們小搞一點挽回損失。這就是享受了幾十年社會主義高福利的工人階級的覺悟,現在民營企業的996對他們及其子女來說確實是“福報”。

      有的紡織廠職工在廠里占公家的便宜,生活中一心琢磨占周圍人的便宜。有時他們會將說人壞話與占人便宜用在一個人身上,如同他們在廠里吃哪家飯砸哪家鍋一樣。有時對方根本與他們沒過節,他們只是在配合同伙毀人。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還是會向他們的攻擊對象求助,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兩種模式切換自如,估計他們認為自己很機智。這樣的事情多了,愿意幫助他人的越來越少,有的江湖大哥坐牢了,父母在家凄涼度日,沒人幫。

      有的職工做的事讓人啼笑皆非,重棉一廠曾有一批退休職工的退休工資定高了,他們的同事得知后,到處舉報,要求給自己也加工資,結果那批退休職工的工資降下來了,上訪者的工資沒加上去,職工間多了一群仇人。

      與以上損人利己型或者損人不利己型相反,重慶人的袍哥情節有時會表現為另一種行為模式,重棉二廠原廠長王廷熙的老婆楊志平是典型的克已裝大型,她的愛好是三五成群,呼朋喚友地出行或者吹龍門陣。這樣的性格符合解放前重慶大碼頭袍哥眾多喜歡結社的風氣,也與她的經歷有關。由于歷史原因,她幼年時受過同學排擠,爭強好勝的她產生了補償心理,以身邊圍的人多為榮耀,一輩子都在治愈童年。有的人對她恨之入骨,把她當傻瓜整,她還以為自己人緣好。她超喜歡前呼后擁,只要對她說兩句好話,什么事情都愿意干。她自己沒什么本事,就拿身邊人的社會資源做轉手貿易,那些接受了幫助的人只記得楊孃孃(阿姨)的好,全然不記得實際提供幫助的人,除了她丈夫,哪個愿意讓她長期利用?

      因為退休早,她的退休工資較低,她卻喜歡將自己裝扮成頂梁柱,說王廷熙的職業成就主要靠她,王廷熙的核心競爭力是比多數人懂得更多紡織技術,她連個工程師職稱都沒評上,王廷熙當總工時的頂頭上司都是女性,提攜王廷熙的是殷工、杜工,他們與楊志平關系一般。

      由于不會辨識對方的人品,她經常結交損友,被人利用完就扔,需要時再利用,然后再扔。她本人或者通過王廷熙幫助過的人很多,真到了她家困難的時候,愿意幫她家的少得很。采訪得來的案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曾讓王廷熙幫過二廠一個姓秦的,還有一個二廠的職工托重棉一廠的人通過她請王廷熙幫忙,王廷熙處境困難時,姓秦的一家與二廠那個職工不但不幫忙說話,反而跟著造謠傳謠,此類事情還有不少。當王廷熙遭到以陳丹柯為首的奪權派圍攻時,楊志平那些所謂的朋友沒有一個站出來,全縮了頭。

      王廷熙失意那兩年,楊志平那些朋友基本沒有人上門,電話都少得很,等到王廷熙日子過得稍好一點,什么張慶新、朱含英、廖是非等等又找上門來了,一個個說話口氣大得很,仿佛是社會上的大姐大,楊志平則好生招待,繼續靠廉價出讓王廷熙的社會資源換取所謂的友誼。后來,朱含英見王廷熙沒什么權力了,再也沒去過。張慶新等人不但自己去楊志平家,還帶著一些原本與楊志平不熟的人去,她們想看看前廠長家是什么樣,與她們交往,除了把地板踩臟,沒有任何意義。

      王家遇到麻煩了,楊志平的那些朋友站不出來也就罷了,有的還拉她一起跳火坑,造成經濟損失,上當后,楊志平的對策是堅決不承認上過當,仍然認為自己很能干,一輩子屈才了。極為搞笑的是,一位楊志平所謂的朋友套她的話,她是有問必答,對方擔心她醒悟過來,越問越快,她也越答越快,從小沒人教她似的,據悉,她父母去世得早,還真是沒人教她。她在破碎的原生家庭長大,人格不健全,既要裝大,又膽小怕事,既愛出風頭,又擔心遭到打擊,以為服軟能換取安全。她自己活得不明白,還喜歡操縱他人,最終除了她丈夫,沒人真正在乎她。

      王廷熙有權時,她通過王廷熙裝大,后來又想通過王廷熙的長子繼續裝大。她最奇葩的事是一方面以王廷熙的長子的安全為由試圖阻止一些事,一方面又想讓王廷熙的長子去幫她那些朋友平事,王廷熙的長子與她及次子二十幾年不說話,楊志平對他也是沒什么好話。她的那些所謂朋友,企圖通過她遙控王廷熙和他的長子,王廷熙的長子放話,只要查出來是哪個老賊挑唆楊志平,后果自負,他們知道他是什么人。從商業角度看,楊志平與人交往基本做的是賠本生意,有時連吆喝都沒賺到。

      土灣地區的學校沒有一所能稱得上好學校。重棉一廠子弟中學即現在的實驗中學曾經名聲在外,其實也就一屆的升學率高點,那一屆考上大學的很多是學校教師的子女,之后就恢復常態了,能考上兩個大專就算勝利。經過學生將該校教學情況與一、三、八等重點中學的對比,重棉一廠子弟中學的教師大都沒有盡力,在混日子。他們退休后,幫人家有償補課時卻又很努力。有一個教數學的在上課時花了半節課時間為自己的居住條件訴苦,以他的工作狀態也只能享受那樣的生活水平,重點中學的教師工作量至少是他的三倍,他的兒子后來成了吸毒人員。

      填高考志愿時,一個肯定考不上大學的調皮學生填了青年政治學院,校長大怒,罵了他,大意為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那位學生純粹是為了好玩,同時表明他有想當官過好日子的念頭,這總比他去混黑社會強不少吧?校長這樣罵他,有違師德。他們教出來的學生也有很奇葩的,一位姓姚的學生被校長在課堂上當著全班同學罵了,罵他與他媽一樣討厭,他媽是重棉一廠的工人,到處說這位校長年青時談戀愛腳踏兩條船,為此受到處分,那個年代對作風問題管得嚴,那位姚姓學生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哭了。工作后,姚姓學生考上了公務員,不愿同學再提此事,說是校長的兒子混得不錯,以后還打算靠他提攜。

      王廷熙遭到造謠攻擊時,他的長子正在參加高考,重棉一廠子弟校的多數教師對他冷臉冷語,包括他的初中班主任、高中班主任與兩位校長,成人的事與他有什么關系?關于王廷熙的謠言消失后,這幫教師沒有一個向他道歉,他們枉為人師。

      土灣小學與二校(匯育學校)向兩勞單位輸送了不少骨干,為土灣在江湖中的地位打下了基礎,進城務工的農民不了解情況,紛紛把子女送去讀書,希望那些教師不要把小市民習性傳承下去,不要在學生面前造謠傳謠、搬弄是非,不要誤人子弟。

      訪談中,有人給我講過一件事,土灣地區一些人組織同學會,事先要交幾百元活動經費,席上有人大肆展示自己的得意人生,沙坪壩區人民醫院與婦幼保健院的兩個護士大談自己每月實際收入有兩萬多,她們都與警察沾親帶故,說是同學之間,有什么困難可以找她們。突然,組織同學會的說剛才有人沒繳活動費,那群人喝得有點多了,都說自己繳了,兩個護士馬上翻臉,開啟柯南模式,逐個盤問在場的同學。真要是那么有錢,那樣重情義,每月收入兩萬多,幾百塊錢自己付了不就行了,這就是同學情。

      租住在土灣的農民陷入了一種融不進回不去的尷尬狀況,他們中一些人為了融入城市生活,不惜與城市里的小市民一起造謠傳謠,工具人當了,還是被小市民們稱為哈農民(傻農民)。因此得罪人,遭到報復,卻沒人幫。農民們也不看看給他們“投食”的當地小市民是些什么人。人家說什么都相信,叼起就跑,還要與人分享,議論人家的家事對他們有什么好處?舉個心理學上的案例,一個退伍軍人,大男人,收了一輩子水電費,這樣沒出息的人說的話能信?那些土灣山坡上的城中村已經農轉非的前農民們中也有心態不好的,企圖通過傳播謠言貶低他人獲取心理平衡,結果還是被人看不起。

      進城農民融不進城市生活的原因是生活意識與城里人不一樣,為了節約燃氣費,他們搭了土灶,燃料大多是塑料袋,產生大量二噁英,他們大口呼吸這香甜的空氣,城市人再三提醒他們,他們仍然偷著燒塑料,仿佛城市人在害他們,他們得了重病沒錢醫治,又在網絡上發起眾籌,讓人無法同情他們。節能燈兩塊錢一個,他們將自己家用舊了的去換走廊里的新燈泡,走廊里經常一片黑暗,當地人反映,農民大量租住前,沒這些事。

      有一個在重慶的四川農民工,接不到裝修業務宅在家里,以前保護過他讓他少挨了幾次打的一個熟人上門請他去搞裝修,他十分欣喜,找老婆要100元請客,挨了一頓罵,就在他老婆賣電線的門市。盡管裝修價格是他定的,他承認利潤不比在裝修公司做的時候少,開工后他還是要耍心眼加價,各種裝大,他的熟人一提醒他過去的事,他能老實一陣子,他的老婆大概不知道自己老公的過往,對老公的這位熟人還有些看法,認為他摳門,她那里知道這是他老公在還人情。還有些農民在遇到麻煩時,城市人幫了他們,他們連簡單的回報都沒有。在重慶的農民工就這樣,怎么融合?

      重慶主城區進城務工農民聚居區主要是土灣、四公里、鐘表廠、彈子石,凡是在這些地方居住過的農民工很多都沾染了重慶城里人的不良風氣,搬弄是非是他們共同的愛好,他們從這些地方向全國各地遷移,用工單位一定要注意,他們嚼舌的樣子真難看。

      以上情況各個紡織廠都有,作為老紡織基地的土灣地區情況最典型,因為多次拆遷,現在土灣地區紡織廠的職工主要分布在沙坪壩區井口、雙碑、紅槽房、天驕年華、天星橋、小龍坎、土灣、羊角堡一帶,途經這些地方的公交工具與當地超市里,那些背著雙肩包,個頭不高,說話聲音不小,喜歡三五成群的城市老年人,多半是紡織廠的退休職工。他們的語言特征是小題大做,雞毛蒜皮的事,用的都是討論軍國大事的詞匯,有職工子弟說,他在車上聽到“任憑他從何處來,我只管往一處去”的名言,扭頭一看,是紡織廠的兩個年青老太婆在扯閑篇,喜感十足。

      重慶紡織行業垮掉的原因不能指望重慶的大學教授們研究清楚。當初不少大學教師娶了紡織廠女工,有的教授夫人憑借家里養成的雌威,挾老公之名望,仗口中三尺長劍,與人保媒拉纖,專攻下三路,從中漁利,其中一個江湖人稱劉媒婆的教授夫人聲稱,她替人做媒就是為了自己以后辦事方便,才不管那些男男女女是否能幸福,反正地位收入相當就成,活脫脫一個王婆,三姑六婆的話總有些人要信。教授夫人們在紡織廠是什么地位?在紡織廠破產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她們有無遲到、早退、虛開病假條?有無拿廠里的布、紗線與工具回家用?教授們應該心里有數。大家可以推論,那些與紡織廠職工結婚的公務員會不會客觀、公正、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配偶在紡織廠破產過程中的作用呢?

      至今尚有部分紡織廠的職工不愿正視自己當年的行為。紡織廠破產后,隨著年齡增大,當年那些禍害過企業的紡織廠職工中,有的對自己以往的行為有反思,也有的堅持認為自己當初是在奔前程,只是沒操作好,他們不承認自己坑害公家、參與內斗的行為是導致企業破產的原因之一,他們甚至還有些自得,認為自己當年快意恩仇,操(混)得好,土灣幾個身材高大的老職工就有此類思想。有的女職工宣稱,自己什么都沒做錯,面對記者也會這樣說。

      紡織廠有的工人及其家屬認為世道不公,人家過得好是靠裙帶關系,他們也不想想自己及其家人付出了多少,做了多少違法亂紀的事,是否配得上他們對人生的期望。他們總是懷念以前旱澇保收的國企生活,為子女的辛苦嘆息,他們不愿承認,國企破產他們也有一份“功勞”。他們以為自己的口舌能改變歷史事實,結果無非是印證了那句話,無產階級中也有壞人。

      當年的紡織廠職工變老了,他們的下一代在成長。我接觸到的紡織廠職工子女中,不少人拒絕承認他們的父母曾經損害企業利益,有位公務員的父親經常在上班時間脫離崗位到處吹牛聊天,眼鏡放在辦公桌上,表示他剛離開,馬上就會回來,傳為笑談,他一直回避這個話題,上述那位姚姓學生堅決否認包括他媽在內的普通職工對紡織廠的破產同樣有“貢獻”。即使他們已經擁有較高學歷,已經在政府中任職,他們仍然不愿正視父母坑害國企的行為,他們可能擔心會影響自己的前程。有的紡織廠職工的子女將父母的長舌技能發揮到新的高度,在重慶不時可見他們在搬弄是非,如果有人對此文不服,我可以慢慢與他們講他們父母當年的事情。

      紡織廠破產后,下崗工人狼狽得很,在外面拳打腳踢,有的女人走了自己祖母的老路。在國企破產大潮前,紡織廠職工子弟很自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代變了。

      四、二廠

      重慶市紡織行業的主體是棉紡織業,棉紡廠中重棉二廠的破產具有代表性,可以從中窺探重慶市紡織行業的式微。

      重棉二廠在民國時期是直屬軍政部的軍隊企業,后來又有榮毅仁家的漢口申新四廠并入,受上級重視,出了多任紡織局長,重慶紡織界流傳的順口溜是“要當官,上二廠”。二廠的規模不是最大,技術力量卻是最強,重慶市紡織行業很多技術骨干都出自二廠,是沙坪壩區經委管轄的中型國企。西南地區最出名的紡織技術專家是二廠的王廷熙,他在1990年代榮獲國家授予的“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技術專家”稱號,享受一次性的國務院津貼,那時的國務院津貼不是每年發,西南地區紡織界只有他一人獲此殊榮,重慶市政府公告上將他的姓名寫成王延熙,粗心得讓人懷疑他們的動機。他擔任過中國科協傳統棉紡織學術組組長,是聞名全國的技術專家。

      王廷熙出身于富貴之家,因為當時的過左正策,盡管他的高考分數遠超分數線,填報的第一志愿還是沒有錄取他,最后到了成都紡專,以當時紡織業的地位,也算不錯的專業了。與他同樣境遇的還有重棉二廠的張慶熙、重棉六廠的李良誠、王永熙廠長、重棉七廠的吳建忠廠長、紡織局的袁開元處長、張光遜局長等,都是解放前的大戶人家子弟,當時被認為出身不好,他們是紡專二班的同班同學。在血統論試運行的背景下,成都紡專撿了個漏,招收了大批出身不好成績好的學生。即使讀的不是他們理想中的專業,他們仍然學業優秀,分配到各地后,這些世家子弟秉承家族傳統,老實做事(出身不好的做事必須老實),認真做人(因為出身問題,他們做人老實還不能保證安全,必須認真,仔細謹慎),成就斐然。他們理論水平高,愿意從車間技術工人做起,江浙一帶的紡織系統公認成都紡專的學生比華紡的更好,果然學校名聲由生源成就。改革開放后的重慶紡織行業的技術力量主要出自成都紡專,很多骨干來自紡專二班。

      王廷熙分配到二廠后,與同樣出身較高、技術精湛的杜工、殷工、羅工走得近,殷工與他關系最好,在家里以陳年茅臺下餃子招待他。杜工和殷工是西北聯大的同學,經歷了抗戰烽火,結下牢不可破的友誼。文革期間,專案組讓他們互相揭發對方,什么手段都上了,他們保持住了傳統士大夫的氣節,互證清白,隨著第三方材料的出現,兩位都安全過關。文革后,杜立俊杜工擔任了重慶市紡織局局長,殷工一心想將王廷熙培養成技術接班人。計劃經濟年代,國企根本不考慮銷售問題,只要能夠保證產品質量與數量就算完成任務,技術人員極其重要。

      從改革開放到1990年的紡織業如日中天,二廠的產品質量好,國外訂單紛至沓來,國內的要托人情才能拿到貨,職工幸福度滿滿。二廠走下坡路前最后一任廠長是吳受銘,她出身有錢人家,技術上不算科班生,受過打壓。吳受銘身材高大,車間安排她拉裝棉花包子的板車,那本是男工的活,她埋頭就干,脾氣上來了,能和男工摔跤,力氣小的還摔不過她。她是那個時代的女強人,通過個人努力,當上了二廠的廠長,后來調到紡織局,參與處理重慶針織總廠破產事宜。王廷熙在她任上成為重棉二廠的總工程師,兩人配合得很好。在王廷熙的主持下,重棉二廠的裝備水平是重慶市紡織行業中最高的。

      面對二廠復雜的內外部環境,很多問題吳受銘也沒有辦法解決,家里經常被上門找她解決各種合理不合理要求的職工坐滿,這是那個時代中國特有的風氣,領導階級的要求沒有得到解決就上領導家靜坐示威。那些調換工作、漲工資和福利、分房子等等各種要求,不能說都不合理或者合理,有的要求領導們實在做不到。職工們不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有的職工還拿著鋪蓋卷上門,不解決便在領導家地板上睡覺,有的見領導家開飯了,自己也拿碗筷開動起來,吃得比哪個都多。重慶人上進心強,人人都想往上爬,干部隊伍內部爭斗激烈,不少人是有背景的,互不相讓。那時經濟總體向好,掩蓋了多數矛盾。

      1990年代初,美國政府制裁中國,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受限,紡織行業陷入困境。1993年,中國綜合負債率超過GDP的140%,中央政府不得不強行緊縮福利和賤賣公共資產,開始出現國企破產與職工下崗的大潮。吳受銘不知因為什么與殷工的關系不好,殷工被迫調到工業校任教,吳受銘收回了殷工的房子。吳受銘這事做得很不地道,殷工是西北聯大的熱血青年,抗戰時期進入紡織行業,工作幾十年,功勞和苦勞堪稱巨大,老了遭此劫難,王廷熙為此與吳受銘翻臉,那時杜立俊已經退下來了,局長是譚德素。不久,吳受銘調到紡織局,二廠的權力游戲進入高潮。

      最早接任廠長職位的是副廠長周政善,他長期從事行政工作,不懂技術與銷售,表面為人和善,不少職工對他的評價差。當時政工系統與技術系統的矛盾已經很激烈,他一個搞行政工作出身的被大家視作打雜的,沒多少威信,加之局勢對中國紡織業不利,二廠出現虧損,職工群情激憤,周政善很快就退下來繼續擔任副廠長,接任的是總工程師王廷熙。

      王廷熙的技術過硬,滿腦子的工科生思維,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講究原則。二廠有一個干部叫朱某某,此人已經去世就不直說他的姓名了,他讓廠里的工人幫他做了一個防盜鐵門,標準程序是向廠里支付相關費用拿到出門條才能把門搬回家,不知怎么搞的,工人們沒有完善相關手續就將鐵門搬走了,一行人在工廠大門處被攔住,報到了廠部。當天是周末,值班廠干是王廷熙,他見事實清楚,派人調查,王廷熙也是沒辦法,現場人人都看他如何處理。朱某某不在現場,聽聞后趕來解釋說是急著用,沒按程序辦,繳了費此事就過去了。有些人對處理結果不滿,認為太輕。后來才傳出來,當時舉報的正是朱某某的下屬,這名職工與朱某某有矛盾,想整他一下。因為此事,朱某某的女兒們恨上了王廷熙,公開大罵,她們一個是教師,一個是太平洋壽險的內勤,現在年齡也不小了,應該明白事理了。

      王廷熙看得起的是有專業技術、做事努力的人,為了保證他們的利益,他經常無視外界壓力,結果卻不是如大家喜聞樂見的那樣。二廠團委書記高勇的老婆鄭麗有一定專業能力,因為與同事關系不融洽,在提拔問題上卡住了。王廷熙打算通過技術序列將她提拔起來,一時間,勸說他不要重用鄭麗的人一拔又一拔,他固執地堅持,當時王廷熙是總工,技術員的升遷他有發言權,最后鄭麗如愿以償,王廷熙為此又得罪不少人。

      二廠銷售科的張建渝帶貨能力強,是出色的銷售人員。他在廠里有一批仇人,發展不順,長年駐外,始終上不去。張建渝有上進心,當時的目標是成為廠干。王廷熙的技術能力可以保證二廠生產出優質產品,在市場競爭加劇的時代背景下,缺的就是銷售人才,兩人一拍即合,王廷熙頂住壓力,將他提為副廠長,這下算是捅了馬蜂窩,攻擊王廷熙和張建渝的人開始多起來。

      王廷熙看不起沒真本事靠耍嘴皮子上位的人,對政工系統的一些干部表示不屑,他與吳受銘配合得好,是因為他看到過吳受銘當初在底層如何努力掙扎求生。二廠的黨委書記是陳丹柯,此人高白胖,不懂紡織技術,與身材同樣高大的團委書記高勇一樣,都是從政工系統提起來的。和平年代,沒有什么危險的任務讓他們去證明對黨的忠誠,無非就是發表點誓死捍衛的言論,組織大家學習黨中央的精神與文件,不可能立下什么大功。據說他的父親是老干部,是他媽帶著他改嫁的,此說是傳言,因為帶子改嫁與父親是老干部不是丟人的事,本文就采用了。從他年紀輕輕就擔任黨委書記來看,應該有些背景,和平年代政工干部的提拔一直讓人看不明白。當時文革都結束快二十年了,不少人通過讀書學得一技之長,博士都能讀兩個,這兩位書記不知在忙些什么,在技術上還是弱得很,他們是成年人,這二十年時間肯定不可能是在爬皂角樹。

      由于重慶人爭強好勝的性格,二廠很多人對自己的能力有不切實際的認識,總覺得王廷熙平時很好說話,為人處事顯得不夠圓滑,技術上都是他讓下面的人去干,動個嘴而已,換自己上也能干好。二廠的工人張家魁就說,王廷熙那個廠長和總工我都干得下來,按他的意思,錢學森得自己去擰火箭上的每一顆螺釘。不知道陳丹柯心里是否也有此意,反正從他后來爭權的表現來看,他認為把王廷熙調走了,二廠他一樣玩得轉。

      直到現在都還有人認為紡織技術簡單,重慶電力的一個中干就公開這樣說,有人問他知不知道1磅(453.5克)棉花拉成768米長才算一支紗,中間不能斷,紗線越細,織出來的布越高檔,不到80支紗的布做的衣服算低檔貨,那個重慶電力的一臉茫然,他根本不知道紡織技術發展到了什么水平。很多人覺得穿針很難,噴氣織機是用氣流將又細又軟的紗線吹過比普通縫衣針針眼還小的孔,裝備最新裝備的紡織廠多數車間已經實現無人在現場操作的人工智能生產,那才叫高新技術,外行們以為紡織業還是老太太的小紡車加紡錘,那冶金業以前還掄大錘呢!

      王廷熙當那個廠長確實辛苦,每次聽到救火車的聲音,他都跑到窗前往車間看。就算是王廷熙這樣的技術專家認真負責,張建渝等銷售人員在外收款以命相搏,無法一一記下姓名的大量技術人員三班倒連軸轉,在當時對中國紡織業不利的大環境下,重棉二廠也只能扭虧為盈保持微利狀態,不了解形勢的職工對此仍然不滿,他們不知道,這已經是重棉二廠最后的盈利時期。

      王廷熙也面臨了與吳受銘一樣的麻煩,工人們開始到他家里靜坐。工人王文斌為了老婆李麗調換輕松工作的事找上門來,王文斌的父親是二廠賣飯票的,盡管發育期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王文斌仍然長了一副他們那代人中少有的高大身材,在廠里以能打敢打出名。李麗要求調去的崗位很輕松,廠里專門用來安置老弱病殘人員,她那時才三十多,身體健康,把她調去了無法服眾,本來應享受照顧的人也會利益受損,王廷熙堅決不同意。王文斌在王廷熙家坐到凌晨都不走,不時制造動靜。那是1994年,他們兩口子知道王廷熙的長子正在參加高考,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也是不顧一切了。此類事件警察是不管的,當時的國企又不能因此開除職工,給了職工們一定的操作空間。這樣的事要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或者是當下的私企,這些人就等著接受暴風雨的洗禮吧。王文斌對李麗的事如此盡力,兩人最后還是離婚了?赡芡跷谋笥X得還是共產黨的飯碗好捧起,他的女兒后來進入法院工作,聽說在貴州省,請相關部門關注王文斌的女兒,家風很重要。

      讓人始料不及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團委書記高勇的老婆鄭麗也去王廷熙家學習工人老大哥好榜樣,她確實聰明,得到了一個到銀行坐柜的機會,當時紡織廠效益都在下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墒,她身為二廠團委書記高勇的老婆,當年王廷熙力排眾議將她提拔起來,鄭麗在廠里困難的時候“臨陣脫逃”,影響極壞,于公于私都對不起人。高勇開始不露面,23點過了才去接老婆回家,在高勇的護送下,鄭麗在王廷熙家里糾纏了幾天,高勇與鄭麗都知道王廷熙的長子正參加高考,這就是二廠團委書記的政治覺悟水平。最終,鄭麗調到了銀行,金融系統讓她避免了下崗。如果有人認為,王廷熙提拔她是理所應當的工作行為,鄭麗不欠王廷熙的人情,也是完全正確的,王廷熙按原則辦事,鄭麗按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為人,全都正確。此事對王廷熙打擊較大,在廠里的威信下降,王廷熙與陳丹柯、高勇、周政善的關系已經非常糟糕,內部斗爭日趨激烈。廠里的關系戶見勢不對,馬上撤退,紛紛調到其他單位,繼續他們悠哉游哉的食祿生涯,他們是追逐春天的候鳥。

      從管理學角度說,企業的制度相當大部分是在壓制人性,制定與執行制度都會得罪人。工廠的制度由懂得生產技術的專業人員制定,規范職工的工作行為的同時必然給他們帶來不方便,職工多半會嘗試違反制度,企業管理者的重要工作內容就是與破壞制度的人做斗爭,得罪人是必然的,當家三年,連狗都嫌。如果有人要與王廷熙爭權,那些因為工作上的沖突恨王廷熙的人是天然的聯合對象。

      對于經營二廠,陳丹柯與高勇有自己的各種考慮,與王廷熙的經營理念起了沖突,他們有沒有私心,不得而知。不知是哪個給了兩位不懂技術與銷售的書記如此大勇氣,認為自己比王廷熙更懂紡織廠管理,認為自己能將幾千人的大廠經營得更好?陳丹柯在黨委會上組織人圍攻王廷熙,王廷熙寸步不讓。有的人將造謠傳謠技能發揮到行為藝術的殿堂級高度,長舌狂舞,重慶市主城區到處都在傳說重棉二廠出了一個貪污犯廠長,檢舉信滿天飛。那些早就對王廷熙不滿的人紛紛跳出來表演,一些人還組團到紡織局去上訪,要求讓陳丹柯當廠長,他們將碼頭游民刁頑、喜歡結社的習氣表現得非常充分,這些職工哪里知道他們正在將二廠送上破產之路。特別聲明,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事是兩位書記在操縱。如果此時還有哪位官員想將自己中意的女性調到二廠擔任負責人,那就更熱鬧了,請注意,這只是假設。

      王廷熙的技術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通過自小的刻苦學習和工作后的不懈摸索慢慢積攢而來,他看不起那些靠不正當手段輕松上位的人。自然科學講究兌現,機器出了問題,說不動就不動,只要有一道工藝沒做到位,產品質量就是上不去,學習與工作中的習慣導致工科專業技術人員的原則性普遍較強,外化到生活中就表現得有些清高,不愿拉幫結派,明知事情該怎樣做,他就是要按原則不那樣做,這在當代國企的內斗中非常吃虧。

      二廠的職工都很聰明,他們心里有本賬,出于自身的安全與利益,在內斗中選擇中立的多,有的則是哪邊強就站在哪邊。王廷熙冷眼向洋看世界,不會封官許愿,沒有現實的好處,多數人不表態,明哲保身,有的公然站到了陳丹柯一邊,王文斌之流肯定不會站到王廷熙一邊。至于陳丹柯對他的支持者有無做出承諾,請相關部門調查。張建渝在廠里的人緣本就不好,他更不可能團結多少人。二廠的上級組織重慶市紡織局與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態度曖昧,對王廷熙沒有提供任何保護,仿佛是在支持陳丹柯,調查王廷熙經濟問題的工作組到了二廠,企業運轉受到極其不利的影響。張建渝終究是搞銷售的,此時他的心思活絡起來了,在他老婆黃桂蘭的慫恿下,與陳丹柯一派達成和解。

      王廷熙堅持原則努力維系二廠的正常運轉,是憑著幾十年養成的責任感慣性行事,至少在客觀上保衛了重棉二廠職工的飯碗,既然多數職工保持中立,不制止針對他的造謠傳謠,不站出來反對那些人的作死行為,他著什么急!王廷熙經過與各方的協商,到重棉三廠擔任總工程師,二廠交由陳丹柯、高勇兩位書記去盤弄,張建渝繼續擔任副廠長。有目共睹,王廷熙當廠長把人都當瘦了,人家當廠長發財,他當廠長掉肉。說來也奇怪,王廷熙沒在二廠上班后,那些檢舉信馬上就沒了,工作組也撤走了。重棉三廠的廠長兼書記是羅工的女兒羅列,王廷熙剛進610廠就與羅工關系好,羅工在紡織局分管質檢站,紡織局質檢站就在二廠旁邊。三廠的人相對于土灣地區的人要淳樸一些,王廷熙到了三廠很快就長胖了。

      陳丹柯接手二廠后,確實想把工廠經營好,借此再上一步?墒,事物的客觀規律不可能憑借人的主觀意志改變,王廷熙經營二廠時的舉重若輕給了他當廠長很輕松的錯覺,陳丹柯當上廠長后,重棉二廠再也沒盈利,王廷熙當廠長那個時期是重棉二廠最后的景氣。陳丹柯、高勇與周政善等人不懂紡織廠該如何管理的根源在于他們不懂紡織技術,他們不明白工廠各項制度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那些想通過變更制度使自己更輕松、收入更高的職工努力下,幾十年間重棉二廠歷代技術人員總結擬定的制度逐漸荒廢,工廠陷入混亂。

      舉個例子,某機械廠分廠的廠長向總廠提出將撥下的人工費用固定不變,賦予他權力決定職工的聘用與收入,壓低人工費用后,節省出來的人工費用由他支配。他招收愿意以更低收入工作的人,短期內節省了很多費用,他收入高了,更賣力地壓縮人工費用。但是新手過多會影響生產,隨著對人工費用的再三壓縮,早晚激起工人暗中反抗,破壞生產,最終影響企業正常運行,這就是工廠管理制度被以創新管理的名義破壞后產生的不良后果。

      重棉二廠的車間主任們懂得一些技術,見陳丹柯他們得手了,車間主任們也想實現自我,向陳丹柯提出要求分權,陳丹柯是真的不懂企業管理,也就同意了。那時的車間主任可以說是一個個的小廠長,在本部門說一不二,招了大量的農村女青年,利用她們工資低的優勢節省人工費用,現在土灣地區很多女農民工就是那時招進廠的。車間主任們對這批農村女工的管理,大家可以去打聽一下。二廠原有職工陸續辦理停薪留職到社會上尋找出路,有的人此時才知道什么叫生活。此舉表面上可以讓不好應付的老職工離開,同時降低人工費用,但是造成了技術力量流失,那些認為紡織廠技術含量低的人真的是out了。后來,一個車間主任被判了刑,有的職工對他的評價不算差,說應該把所有的廠干與中干都查一遍,其他的話我不方便公開,感興趣的可以去調查。當時沙坪壩區電力公司有一個規定,鼓勵企業用電,用電超標的有現金獎勵,這筆錢在重棉二廠是如何處理的,請相關部門調查。

      張建渝起初以為陳丹柯、高勇等真的接納他了,想把在廣東見識的東西付諸實施,現實的骨感讓他產生了嚴重的挫敗感,沒人把他當回事,二廠產品下降后,連他那些老客戶的態度都轉變了。他與自作聰明的黃桂蘭感情破裂,兩人離婚了。人民教師黃桂蘭染黃頭發,開始放飛自我。迷茫之中,張建渝思來想去,最后還是決定投奔王廷熙。王廷熙考慮到重棉三廠確實需要熟悉市場的銷售人員,向羅列推薦了張建渝,調張建渝到重棉三廠擔任銷售科副科長,做得不錯。王廷熙就是這樣務實的人,他決策的出發點是把工作做好,其他人則考慮得更多,張建渝的反復橫跳讓他的形象再次受損,都認為他是個跳來跳去的男人。張建渝在三廠基本上安分了,即使有機會有想法,王廷熙也會一再提醒他勿忘歷史。

      二廠最后真是不行了,管理混亂到極點,新老職工普遍感到沒前途,人心散了。一些老工人說,最后連機器都開不動了。我很奇怪,二廠技術力量雄厚,王廷熙調走了,還有其他人,怎么可能會落到如此地步。老工人解釋說,那些技術人員看到王廷熙的遭遇心都涼了,加之陳丹柯等人的外行管理導致廠里一片混亂,哪還有心思工作,都在找出路。有的職工偷廠里的零配件賣給民營紡織企業,連固定機器的地腳螺釘都偷,機器沒固定好,很快就抖壞了,檢修時才發現地腳螺釘不全。陳丹柯頗有“大將風范”,每天還是守住他的“一畝三分地”,這方面的事情可以去問問當年廠部與黨辦的人。

      無望之下,二廠職工生活得昏天黑地,在自家門外的走廊通宵打麻將,扯上100瓦的大燈泡,電費自有專業電工解決,土灣地區的夜晚不再黑暗,他們白天的工作狀態可想而知。有的職工開始覺醒,到紡織局反映問題,紡織局的工作人員說,當初不是你們自己選的好廠長,怎么又來提意見了,有的職工兩次請愿都參加了。眼見大勢已去,二廠的職工早早自謀生路,掌握了一定技術的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鄧萍等人在外面做得不錯,一位姓王的電工被聘為一家小水電站的總工程師,年邁的機修安裝工人在民營企業作為技術骨干工作十幾年,體力實在不行了才離職,足見二廠人才之盛。那些沒技術的就困難了,那位聲稱自己能勝任廠長工作的工人張家魁下崗后,通過他的老婆盧世潔托王廷熙的老婆楊志平,請王廷熙給他找份工作。

      市場是檢驗人才的最好場所,王廷熙即使退休多年仍然有民營企業請他擔任技術負責人,連非紡織行業的企業也請他去教授企業管理,年近八十還有人打電話請他。

      如果有人因為二廠的工人在下崗潮中上街的少而表揚陳丹柯等人,說明他們守“墳頭”還是挺成功的,可是,陳丹柯作為廠長兼書記,首要職責難道不是應該將企業經營好!二廠工人上街少是因為他們早早就明白大勢已去,找好出路了。最后,重慶第二棉紡織廠破產倒閉了,陳丹柯被稱為重棉二廠的末代廠長。軍政部第一棉紡廠和漢口申新第四紗廠的血脈斷送在陳丹柯手里,榮氏后人如果想懷舊,找他聊。

      時至今日,仍然有二廠的職工在稱呼陳丹柯為末代廠長的同時,埋怨王廷熙不該放棄二廠,他們大概忘了自己當年是如何造謠傳謠,如何不分是非坐視陳丹柯等人爭權,雪崩面前,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二廠職工及其家屬之后的不幸遭遇有一部分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五、調整

      改革開放后,中國紡織業主要依靠國際市場發展,1990年代初期的美國制裁讓中國紡織業出現大量過剩產能,紡織企業效益下滑,過去幾十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國營紡織企業普遍虧損,中國政府面臨經濟危機,無力長期補貼紡織國企,經濟結構調整勢在必行。朱镕基上臺后,到重慶與國企負責人們見面,陳說政府的苦衷,話里話外不離國企破產重組,重棉三廠的廠長兼書記、羅工的女兒羅列站起來嗆了朱镕基一句:“你讓所有的紡織廠破產就能解決困難了!”朱镕基無言。紡織廠子女很少有人希望企業破產,對他們而言那相當于毀家。

      當時國際局勢十分嚴峻,重慶紡織業面臨抗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危機,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重慶市紡織局黨委不知出于什么考慮,在他們治下,重慶市國營棉紡織廠的廠長除了重棉一廠以外全部改由黨委書記兼任,雖然兩個部門沒有公開下文件規定必須這么做,但是他們有決定廠長任免的權力,事實證明他們同意各廠的書記兼任廠長。他們憑什么認為這些書記就比那些廠長更懂得經營紡織廠?此舉對重慶市紡織業的影響極大,至于是正面還是負面影響,大家根據結果自己判斷。

      重棉一廠的廠長沈蔓青能保住自己的職務,從表面看是她兩次到市經委哭訴自己的委屈,她服軟了,如果其他幾位廠長也做出服軟行為,他們的職務能否保?

      王廷熙、王永熙、吳建忠等高級技術人員掌握了能在任何紡織廠掙錢的技術,廠垮了,他們在私企依然享受座上賓待遇,也就不愿保有沈蔓青在官場斗爭中的韌性。相關人士不待見他們,他們順其自然,最后吃虧的是紡織行業的普通職工與紡織局的公務員們。

      市場最講究實事求是,位于土灣的重慶市紡織品質量檢測站的爭權斗爭也很激烈,最終勝出者是孫國嵐。退休后,他們兩口子到民營紡織企業工作,沒干多久就離職了。資本家最現實,王廷熙他們在私企受尊敬是因為他們能夠幫資本家掙錢,民營紡織廠的老板在生活上與陳丹柯他們更相投,但是資本家知道陳丹柯們不能幫他們掙錢,所以不會聘請他們,至于陳丹柯等人有無投資私營紡織廠需要相關部門調查。

      更可惜的是,書記們上位后,多數原廠長都調到其他單位去了,原廠長組建的班子也散架了,書記們基本是外行,手下沒能人幫忙,不可能把廠經營好。

      人都有自我實現的需要,能夠栽培一幫人出人頭地是人生一大快事,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官員與紡織局曹紹機書記想當伯樂很正常。如果在整體形勢大好的情況下,企業領導能力弱點,紡織廠也會整體向好。好比臺風來了,拖拉機都能飛上天。但是,在紡織廠的危急關頭,就算是王廷熙這樣有相當專業修養的廠長干起來都很困難,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紡織局黨委怎么能任由不懂經營紡織廠的陳丹柯與高勇掌管重棉二廠!其他棉紡織廠書記的情況將在下文逐一分析,大都不如原廠長。紡織局黨委書記曹紹機的姐夫還是什么親戚在廣東省擔任要職,包括他在內的紡織局很多領導的家都曾經在二廠家屬區,他們大都從610廠或者二廠走出,曹紹機特別關注二廠,二廠正是在他的關注下垮掉。

      國企中的黨領導一切不是讓黨委書記領導一切,而是黨組織領導一切,黨組織吸收有真才實學愿意為國企振興努力工作的職工,讓他們人盡其才,為黨爭取更大的光榮,以此實現黨組織領導一切,黨委書記不等于黨組織,沒有組織內有為之士的襄助,黨委書記代表不了黨組織。如果黨委書記與團委書記不能團結人才,妨礙了企業的發展,他就是在破壞黨的事業,應該將他們調整到更合適的崗位上去。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重慶市紡織局黨委同意重慶六家棉紡廠的黨委書記取代廠長的決策值得商榷。

      國企的主管部門領導人不能要求國企負責人對他們個人五體投地、服服帖帖,在理論上,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是用來率領下屬為人民服務的,不能拿來耍威風,滿足自己受尊重的需要,領導們不能把崗位權力當成人格魅力的加成。國企負責人只需要服從上級主管部門的職位,即服從上級主管部門的那把交椅,誰坐在上面就服從誰,一切按制度辦。如此方能避免國企主管部門的官員將國企當成自家的菜園,做出違法亂紀的勾當,如安排親朋好友就業、聯系業務讓官員們的白手套賺錢等等,保證國企主管部門的官員們能夠安全著陸。

      國企的主管部門不能輕視國企經營者,任意決定他們的前程,請主管領導們想想,你們是怎么上位的?你們在國企經營上有多少功績?你們掌握了多少與治下國企主營業務相關的知識?紡織企業當年的主管官員們退休后,他們自己去辦企業,有幾個能盈利?辦企業與投資企業是兩個不同概念。

      國企主管部門領導們一定要重視國企經營者的意見,專業人士為那些言簡意賅的對策付出了一生的學習與實踐,他們的犧牲外人無法想象,請領導們別把捅破窗戶紙的功夫不當回事。

      更重要的是,必須建立針對國企主管領導的懲罰制度,戰爭年代,打了敗仗的軍官會接受軍法處置,管理國企失誤,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政府領導們也應受到懲罰,否則他們中有一些人難免會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所欲為,在國企職工面前耍威風、割韭菜,寒了國企職工的心,中共最后的一點經濟陣地不能再失守了。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中國工程師證是國務院干部局頒發,那時評上工程師極難,后來權力下放到地方,連高級工程師證都開始注水了,包括什么高級經濟師在內的職稱,都會被專業人士看不起。評判一個人的技術能力,主要還得看他的實踐與創新能力,不能只看職稱。

      重棉一廠是重慶綜合實力最強的棉紡織廠, 610廠分立為三個廠時,漢口申新四廠與渝新紡織廠的部分設備與人員充實給了重棉一廠,是直屬重慶市經委管理的大型國企。廠長沈蔓青的生產技術水平一般,家庭出身不好,她的優勢是管理能力強,深諳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關系。她特別有韌性,廠里有人到市經委做工作,欲取而代之,她找到市經委哭訴自己的不易,有人打算讓一廠的黨委書記兼任廠長,她也到市經委抹眼淚,大擺自己的艱辛,那一輪換廠長的風潮里,她是重慶市七個棉紡織廠中唯一保住職務的廠長,人們說她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重慶市所有棉紡織廠中,一廠的干部隊伍最穩定,雖有暗流涌動,表面上還是風平浪靜。雖然有人對她不服氣,總的來說,她是靠自己的能力上位。

      重慶的紡織行業進入困難時期后,沈蔓青開拓了重棉一廠新的盈利路徑,利用廠里的地皮做房地產生意。此舉給她招至大麻煩,那個年代房地產是躺賺的生意,很多人都盯著一廠那些地皮,認為她沒有把重棉一廠的主營業務做好,卻開始“撈偏門”,于是,舉報,調查,限制活動范圍接受調查,一系列的操作開始了,兩年多后,相關部門宣布她沒有問題,重棉一廠最終因為長期虧損破產倒閉。在親友的扶持下,她登上屏鼎山長久地凝視著土灣那一大片廠區。對她的各種評價都有,我認為她是做實事的人。

      重棉三廠是中型國企,歸重慶市南岸區經委管轄。以前是張光遜當廠長,羅列是書記,張光遜是紡專二班里最擅長處理人際關系的。三廠有人向紡織局反映張光遜的問題,紡織局派人調查后,將張光遜調到紡織局去了,后來升任重慶市紡織局的末代局長,他沒能為阻止重慶紡織業的衰落做出多少貢獻,是末代書記曹紹機的搭檔。

      由于王廷熙與張建渝的加入,重棉三廠實力得到增強,雖然設備不如一廠與二廠,主營業務依然一度形勢向好。于是,有人就不安分了,到處說,其實用不著那么先進的技術與設備,布里面少幾根紗一般人哪里發現得了,只要價格便宜,就能打開銷路,三廠自己的人就能干好,哪里用得著外人來做。他們的依據是,那時貧困山區的人買不起太貴的東西,質劣價廉的布深受云貴山區消費者的歡迎,他們用來纏頭。說這話的人明顯是外行,責任感基本沒有。劣質布的市場需求量小,且會越來越小,三廠如此規模的企業靠這點市場根本不能生存。經濟發達地區的消費能力更強,對產品質量的要求更高,人家有專業設備,別說少幾根紗,就算是棉紗質量不足,都能檢測出來,企業聲譽毀了,多少年都挽不回來。買家以質量問題為由拒絕支付全部貨款,廠家起訴也不能挽回損失。

      持這種錯誤觀點的人在二廠也不少,一個姓彌的就公開說沒有必要搞設備升級,真是不負責任的奇談怪論。他們的真實動機是擔心自己掌握的技術落伍,他們不愿再學習了,反正能混到退休就行。拒絕學習的人可以退休,拒絕技術升級的企業卻將被市場淘汰,500支紗的產品正在普及的當代,陳舊設備與落后技術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羅列與她一心從事技術工作的父輩們不同,精明強悍,擅長與人做斗爭。受到羅工的熏陶,她的紡織技術水平不低,知人善任,被視為與吳受銘、重棉一廠的沈蔓青廠長齊名的女強人,是重慶紡織行業最有能力的廠黨委書記。

      那時搞的是土地財政,政府通過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南岸區政府有的官員看上了重棉三廠的幾塊地皮,要求三廠不能動那幾塊地,一廠搞房地產嫌了錢讓三廠的人很是向往,羅列對區府官員的要求極為抵觸。隨后,三廠團委書記詹勇向羅列發起了挑戰,此人來自貴州,有闖勁,好戲又開場了,是誰慫恿詹勇爭權需要相關部門調查。

      羅列這邊實力雄厚,生產有王廷熙,銷售有張建渝,還有副廠長歐恒章幫她處理刺頭,她抵擋住了詹勇的挑戰?墒,人都會累的,羅列的努力保住了三廠全體職工的飯碗,三廠有的職工卻一再向羅列發起挑戰,她也會心寒,何況羅列有自己的雄心。最終,重棉三廠破產了。后來有兩只烏龜騎著馬給那些與羅列有矛盾的南岸區政府官員拜了年,相關內容新聞有報道。

      重棉四廠處于曾經長期欠發達的合川,廠區一度是合川最繁華的地段,職工普遍有優越感,因為遠離大都市,民風相對淳樸,職工對重棉四廠感情極深,重慶紡織廠職工的通病他們也有,企業的命運與其他廠差不多。在王廷熙等廠長被書記取代的那一波操作中,四廠的廠長也未能幸免,他能力強,造反精神十足,最終還是敗下陣來。四廠的書記原本不想兼任廠長,他自覺沒那個能力,上級的命令又不能違抗。他的兒子在廠里遭到職工的冷嘲熱諷,最終出現精神問題,四廠的書記一蹶不振,四廠就此走上了下坡路。四廠是市經委管轄的大型國企,東津沱的地皮不值錢,四廠在市經委的扶持下不斷重組,堅持到只剩半個廠了,仍然努力堅持,最終重棉四廠還是倒下了。

      重棉五廠最早由盧作孚創建,解放后的歷代管理者沒有跟上技術升級換代的步伐,紡專二班的幾位畢業生在那里沒得到重用,設備極其老舊,國企的問題都差不多,何況五廠的技術還那樣落后,重棉五廠順理成章地垮掉了,破產清算時,設備基本是按廢鐵價格賣的,這就是企業忽視技術更新的下場。

      抗戰時,李家沱遷入不少企業,下崗大潮爆發前一直是當地的都市區。歸區經委管轄的中型國企重棉六廠在民國時期風光無限,廠長王永熙愛動腦子,將廠里忙不過來的生產任務分給職工家屬,一時間,家家門前都是搞生產的老幼家屬,職工家庭收入暴漲,人人都對他贊不絕口,那是他的高光時刻。后來,重棉六廠出現了與其他廠一樣的情況,就算他機智過人,仍在內斗中失利,攜帶家眷調到重棉一廠,成了街邊圍觀對弈的干癟老頭。重棉六廠的書記當上廠長后先挨悶棍,沒多久,又被查出有經濟問題,鋃鐺入獄,應該是仇家長期舉報的結果,當真是青幫老頭子當過董事長的企業,波詭云譎,刀光劍影。重棉六廠最終垮掉了,民國時期的明星企業就此沒了。

      重棉七廠在長壽一枝獨秀,以前,當地經濟不怎樣,更顯出七廠的與眾不同,一到節日,廠區人山人海,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人群中站著廠長吳建忠,一臉永遠刮不干凈的絡腮胡,魯智深般高大肥壯的身軀,非常有排面。他是紡專二班中最早在企業內斗中敗下陣來的,調回成都紡專當大學教師了。七廠的書記有能力,奈何廠子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破產難以避免。

      重慶紡織的主體是棉紡織業,七個棉紡織廠破產了,大勢已去。太陽下沒有新鮮事,重慶市紡織行業各個企業的問題差不多,上下一起作,最后垮掉了事。國企的毛病不經過大動干戈不可能根治,只要還有一口氣,總有刁民想占公家的便宜。曹紹機書記,張光遜局長成了光桿司令,結局可想而知。當然,他們的生活還是沒問題,政府官員的退休工資遠比企業負責人的高。

      重慶紡織業的垮掉,時勢不是主因,關鍵還是主管部門沒有給企業經營者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主要責任應該由主管部門即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重慶市紡織局承擔,具體責任人是兩個部門的最高領導。他們沒有做到知人善任,有能力愿意干實事的王廷熙、王永熙、吳建忠、沈蔓青等廠長沒能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保護,內斗耗費了他們太多精力,以至沒了做事的心氣。那些沒有能力又擺不正自己位置、上進心爆棚的政工與行政干部哪來的底氣爭權?背后有無黑幕?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重慶市紡織局哪個應承擔主要責任,得看兩個部門哪個擁有更多的紡織企業廠長與書記的任命權。管轄各個紡織廠的市經委與區經委也應為紡織企業的破產承擔責任。

      重慶市紡織局最根本的問題是對自身的定位不清晰,紡織局真把掌握核心技術的人才當下屬了,說換就換,重慶紡織業的生產與銷售人才在本質上是重慶紡織局公務員最重要的衣食父母。國營紡織廠垮完后,紡織局并入其他部門,對紡織局公務員的生活產生直接的不利影響。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管轄很多行業,紡織國企垮了,對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官員們影響不大。

      在國企,沒有建立大功就上位的領導很難經營好企業,主要是難以服眾,國企的職工在理論上是企業的主人,有能力且干實事并立有大功的領導都不一定能讓職工服氣,何況那些沒有多少功勞的領導,哪怕是紅N代也不能,更別說那些隨母改嫁當上紅N代的。有的人通過政工系統得到提拔,太平年間很難考驗政工干部的忠誠與能力,他們的升遷讓很多人不服,再將他們空降到他們沒有掌握相關專業知識的行業當領導,不誤事才是奇跡。職工隊伍人心散了,在就業選擇靈活的當代,隊伍中有能力的人會離開。因為各種原因沒有離開的會消極抵抗,人的創造力是無限的,他不想努力了,什么監控都是擺設,那些外行領導根本無法發現他在搗亂。重慶紡織行業各個廠,特別是二廠的垮掉,與陳丹柯、高勇不能服眾不能帶動職工勞動積極性高度相關。只要沒有政策與資金的扶持,如今的國企普遍競爭不過民營企業的主因。當然了,如果有人不把國企放在心上,認為原有職工想走就走,國企垮了就垮了,誰也拿他們沒辦法。

      重慶紡織行業的職工隊伍中有壞人,也有不知進退不知好歹的妄人,有的人利用一切機會占公家便宜,有的人為官員們的爭權沖鋒陷陣,企業垮了,他們受的損失最大,也給他們的同事造成極大傷害。重慶的改造場所中,土灣與彈子石的人很多,如果企業還在,他們中多數人不會落到如此下場。

      當時的大環境確實不利于中國紡織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很多私營紡織企業卻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如果沒利潤,老板們怎么可能去投資建廠。中央政府調整經濟結構的動機是減少對效益不好的國企的財政補貼,如果紡織廠能實現盈利,哪怕是微利,也有存在的意義,至少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帶動了當地的經濟。重慶紡織界人才濟濟,設備先進,雖然社會負擔重,但是家大業大,只要上下齊心,必然能夠挺過困難期,實現盈利,實力單薄的民營企業能做到的,國企也能做到!在宣傳口徑中,社會負擔重成了國企破產的主因,掩蓋了國企真正存在的管理問題。重慶紡織行業淪落至此的主要原因是主管機關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紡織局的管理失誤。我說的是主流,中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紡織局的管理不都是失策,但是他們的整體表現破壞了重慶紡織業的發展。

      綜上所述,主管部門對國企來說非常重要,分管領導的能力與人品可以直接決定國企的存亡興衰,那些依靠文字、政工、行政等與國企主營業務沒多少關系的工作上位,缺乏管理企業的經驗,需要在領導的支持下,通過讓國企虧損、破產繳學費的官員,即使人品過關,對下屬國企來說也是天災一般的存在,中央可不能讓這樣的官員管理國企。在缺乏合理的經濟運行體制的環境里,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重慶市紡織行業垮掉后,上級政府主管部門的領導沒有一個人為此公開承擔責任,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與紡織局的老干部們安度晚年。不知能否避免類似的淪落在重慶市尚存的國企再現?

      六、遺風

      如今,重慶市的紡織廠都是民營企業,多數規模小,創始人的管理幅度足以覆蓋所有角落,社會負擔基本沒有,可以依靠極小的細分市場生存,這些企業原本在回龍壩,后來區政府為了發展物流業,收回地皮,他們遷到偏遠小鎮去了。如果他們要做大做強,必然要提高員工與設備的技術水平與擴大規模,即使民營企業沒有中共黨委,或者中共黨委不能參與經營決策,他們最終還是要面對曾經困繞重慶市七個國營紡織廠的問題,形式不同,性質一樣,處理不好,肯定完蛋,市場不相信眼淚。

      據了解,導致重慶國營紡織企業破產的問題在重慶市的國企里仍然普遍存在,國企的上級主管領導管理水平有多高,他們中多少人擁有成功經營國企的經歷請有關部門調查。

      分布在全中國的重慶紡織系統職工及其家屬有的仍然在堅持搬弄是非,大家遇到這種背后說人壞話的,應該首先問他們是不是重慶紡織廠的家屬。紡織廠子女在新的領域,會不會將父輩的習氣帶去呢?據了解,水電氣三家公司、公交公司與金融行業有一些紡織廠職工子女,陳丹柯的女兒、周政善的兩個女兒、高勇的兒子會不會傳承“家學”呢?

      機關事業單位是關系戶們最鐘情的食祿場所。重慶市的紡織國企破產前逃離的關系戶們分布在各個部門,那些部門的工作人員會不會也如同紡織廠的職工一樣無聊,種種作呢?畢竟關系戶們認為,決定他們工作與前程的是關系,只要把有背景的人伺候好就能保證自己的前途。國家、企業、部門的利益,誰管!

      網絡上有批評重慶市圖書館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文章,從內容來看,應該是文中提及的羅茜、江燕、孫艷等得罪人了,否則對方不會提及那些事實,她們連累了同事與部門。如果是因為她們卷入是非或者替人報仇惹禍上身,就太不明智了。重慶市圖書館里有不少紡織企業的前職工及其家屬,這幾位工作人員與紡織企業的關系值得調查。機關事業單位不能成為有實力的人養親朋好友的場所,請領導們汲取破產國企的教訓吧。

      電力公司、供水公司、燃氣公司、移動、聯通、國有銀行、國有保險公司的內部人際關系與紡織國企基本相同,他們大都享有國家政策與資金的扶持,有的還是壟斷經營,暫時掩蓋了內部矛盾,一旦形勢有變,他們前景堪憂。

      即使壟斷經營,有的國企依舊能夠虧損,各地電力公司的虧損時有耳聞,這些企業的職工子女都覺得不可思議,燃氣公司一遇到困難就想提高氣價,曾經引發出租車司機罷工,技術門檻最低的供水公司更是不好說,北戴河那邊一個科級干部家里的現金居然累垮了三臺點鈔機。

      私有化不是解決國企經營問題的靈丹妙藥,資本家不比中共干部強到哪里去,他們只是多了一點責任感,畢竟是自己的資產,這一點責任感,國企的負責人們與中共黨員們沒有嗎?有些問題,嘴巴說是無法解決的,希望能夠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

      詩人李元勝在重棉一廠工作過兩年,走廊里的長椅上,廠區的林蔭道間,茶杯留在桌子上的影子,散淡寂寥的浪漫,虛度時光的種種意境留存在他的詩中,那是后期紡織廠的時空。

      曾有紡織廠職工感嘆,以后見到媽老漢(父母),他們問,我們的廠到哪里去了,不知如何回答。我認為,個人無法扭轉歷史大勢,盡力了,無愧于心,無愧于人,以后的路還長。

      202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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